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不久前公布的第32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国际传播类别共39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11件、三等奖22件。“这些获奖作品无论是议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还是传播方式及其传播效果等都有不少亮点,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也探索了不少新的尝试,国际传播效果显著”。第32届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日报社编委会委员朱宝霞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
以国际视角展开叙事,主动发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从央媒到地方,各级媒体精心组织素材,从不同角度切入,生动诠释这一宏大主题。众多获奖作品围绕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围绕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展开全媒体报道,精彩纷呈。获得国际传播类别一等奖的新华社特稿《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聚焦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走过的历程,围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展开叙事,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各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非凡领导力,揭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时代创造奇迹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获得国际传播类别一等奖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特别节目《非凡的领航》,以两集的篇幅,通过重大事件回顾、专家访谈等形式,全景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20年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成就,在非凡之年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制作的作品《"Daka! PLA"(打卡!中国军队)》,采取网络互动形式,带领网友沿着习近平主席视察过的部队、接见过的官兵的足迹,深入基层部队实地打卡,聚焦部队武器装备,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充分展现了新时期部队官兵风采和大国重器的震撼力量,生动阐释了“习近平强军思想”。
“如果说中央旗舰媒体的国际传播作品是在传播中国声音,那么地方媒体的获奖作品更侧重于讲述中国故事”。第32届中国新闻奖评委,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西大学东盟传媒暨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易文两次参与中国新闻奖评审。在她看来,今年的国际传播类作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无论是立意还是表达都有非常好的体现。
获得二等奖的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专题《南京记忆·世界记忆》站在世界记忆的高度,从海外公祭独特视角切入,广泛征集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侨胞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所思所想,通过他们在海外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倡导珍爱世界和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由芒果TV创作推出的获得二等奖的系列视频报道《我们都是追梦人》将个体奋斗故事融入国家发展主题,选取十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中国香港青年,记录他们北上创业的故事,展现内地发展给香港青年带来的全新机遇。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紧扣时代主题,聚焦发展潮流,将无数奋斗身影所组成的时代图景加以提炼,让更多新时代青年乃至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发展的蓬勃生机,源源不断地汇聚“与时代同行”的力量。
“这些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围绕当前时代的大事件主动发声,能够旗帜鲜明地宣传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以及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在重大事件的国际传播中都有生动体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任桐感受深刻。
直面国际热点话题,回应关切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是一等奖作品人民日报社评论文章的标题,也是《人民日报》就孟晚舟回国撰写的独家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客户端首发后,在国内各新媒体平台阅读量超2亿次,点赞留言超57万次。文章被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比利时、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的60多家主流媒体主动转引,转引媒体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彭博社、美国《时代周刊》等。
在朱宝霞看来,敢于在国际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中发声,积极回应国际关切,是这些获奖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特征。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获得二等奖的《南方周末》的通讯《新疆棉花遭遇“明枪”与“暗战”》,文章聚焦西方国家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而拒用新疆棉花事件。记者深入南北疆,走访了新疆多地的棉花企业、棉种企业等,对棉厂维吾尔族工人、棉厂老板、农场主、行业人士等深入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同时采访专家学者,从学术角度分析中美竞争背景下,欧美多国如何炮制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争议问题。
同样,获得二等奖的新华社面向全球推出的英文纪录片《Documentary | Inside China: A Discovery Tour (重磅纪录片||真实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探索之旅)》针对常被西方媒体政客无端指责的话题,用大量事实予以回应,生动讲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宗教信仰自由、反恐努力、抗疫成效、各民族文化保护等内容。文字通过行进式探访和国际化表达,向海外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还原真实中国,让各国观众更好地理解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在民主自由人权领域不断锐意进取的政治文明建设逻辑。
“这些作品直面西方受众关注的话题,甚至是误解的话题,不回避不含糊,用事实予以回应”,在易文看来,强化正面叙事、主动设置议题,不停留在表面话题,而是深入到重大话题上进行探讨,是近几年国际传播作品质量明显提高的重要表现。
以“他”语态讲述,深度触达
鲜活的中国有无限表达。
“在这些国际传播类别的获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另一种特点:‘他’者深度参与”,易文提到,“他”者的深度参与,让作品的国际传播力得到了更深体现。
获得一等奖的中国日报社五集系列视频短片《求索:美国共产党员的中国行》,以美国共产党员伊谷然的“探索”之旅为主线,从“他视角”出发,采用真实体验、实地感知的“行走式”纪录片拍摄手法,由伊谷然深入一大会址、嘉兴红船等地开展实地探访、与国内资深专家、基层党员,以及来自美英的国际友人等展开对话,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解读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视频吸引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观看和热议,全球传播量超过4500万。
《求索:美国共产党员的中国行》主创人员、中国日报网副总编辑张春霞谈到创作最大的体会时表示:“建党百年这样的重大主题报道,必须找准海外关注点,广泛深入采访,用国际化表达让海外受众愿意看、有共鸣、能认同,才能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为了紧扣海外关注点,他们大量翻阅党史、研究文献等资料,并与外籍记者多次研讨,调研采访多位有切身体会的中外友人和专家,脚本数易其稿,最终确定从“初心使命”“工作方法”“鲜明品格”“组织架构”“执政能力”等5个方面切入,以完整严密的逻辑阐述百年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
同样获得一等奖的《“东西问”之“观中国”系列报道》,是由中国新闻社在2021年策划推出。报道重点阐释中外热点话题背后的深层逻辑,邀请多位国际知名专家撰稿或接受专访,形成一组兼具学理性与可读性的深度文章。该组稿件通过海外汉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资深媒体人的独特视角“观中国”,客观公正地诠释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文明基因,引导海外读者观察中国时既能“知其然”,也可“知其所以然”,以塑造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系列报道推出后受到境内外媒体关注,境内外网站涉及该组稿件的报道单篇转载均超200篇次,网络阅读量超3000万。
任桐对“他”者深度参与的另一种方式感受深刻:中西方媒体携手合作,共同制作推出。光明日报社的二等奖获奖作品《建党百年系列报道》,就是与土耳其《光明报》和捷克《文学报》合作,在7月1日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当天,在土耳其和捷克以当地语各推出,全面介绍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为使报道符合当地受众阅读习惯和国际传播规律,取得更好传播效果,双方团队就报道的策划、采写、编辑和版面多次深度沟通、共同推进。报道和版面经我方编辑、审校、定稿,由外方记者和作者署名撰写,以“借嘴说话”方式增强报道可信度。
在任桐看来,只有用符合当地受众阅读习惯和国际传播规律的方式,用国外朋友能够接受的语态去传播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才能够从以前的“让我听”变为“愿意听”,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才能增强国际传播的广度、深度,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赵新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