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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新冠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

　　康复期如何快速恢复健康

　　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如何科学进行锻炼？康复后多久可以献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解答。

　　清淡饮食，注意补充蛋白质

　　“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7至10天后就进入了康复状态，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结果都转阴了，但可能遗留一些症状，最多的是咳嗽和嗓子不舒服。”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康复期是指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的7至10天。进入康复期，首先精神上要保持高昂的斗志。有了精气神，身体状态就能快速恢复。

　　康复期不能大补，也不能大吃大喝。有一部分人感染期间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加之冬天到来，觉得需要补一补。刘清泉表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从中医角度看，康复后大补对身体不利，容易出问题。大吃大喝对身体的康复也不利，甚至出现“食复”，即不正确吃东西导致疾病复发，比如出现发烧的症状，尤其是青少年更容易出现“食复”。不要大吃大喝，特别是不要吃油腻和肥甘厚味的食物，要清淡饮食，可以每天吃一两个鸡蛋、喝牛奶或者喝粥，多吃蔬菜水果，保证体力恢复。

　　康复期需适当加强营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说，感染者退烧了，食欲会逐渐恢复，因此可以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状态。要加强蛋白质的摄入，因为人体细胞的功能和各个脏器的功能都非常依赖蛋白质，加强蛋白质营养摄入有利于康复。

　　“康复期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没必要用太多药物治疗，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刘清泉说，可以煮点梨汤喝，最好不要放糖，保持梨的自然甜味就可以。按照中医理论，如果咳嗽痰多，煮梨的时候，可以放几粒川贝，喝汤后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痰是白色的，不是特别多，吐出来困难的话，可以放几粒花椒，有利于促进呼吸道修复。

　　不剧烈运动，放缓生活和工作节奏

　　“康复期适量运动有利于康复，但不能剧烈运动。”刘清泉说，剧烈运动不但不能促进身体恢复，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做康复运动。可以做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有利于气血经络运行通畅，正气恢复。运动量不超过自己平时的1/3，之后逐渐增加。

　　“中青年人在康复期如果有明显的咳嗽、咽痛症状，不要急于锻炼。”高燕说，康复期并不影响中青年人复工复产，但不建议参加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康复期间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促进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康复期不应进行高强度健身运动。”高燕说，老年人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平时有锻炼的习惯，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速度慢，抗原检测虽然转阴了，但呼吸道症状还会持续，如果恢复到平时的锻炼水平，可能不利于康复。

　　“康复期，生活和工作节奏可以稍微放缓。”刘清泉说，康复期要注意工作节奏，不要想着用几天时间补回感染后落下的工作，最好不要熬夜加班。

　　康复后参加献血是安全的

　　“献血不会影响献血者身体健康。”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瑾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体献血量不超过身体总血量的13%是安全的。例如一个5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体内总血量大约为总体重的8%约4000毫升，如果献血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10%，是比较安全的。人体献血后，生理上有代偿和调节机制，失去的血液会有造血器官将血液补充到血管里，血量会很快恢复正常，维持身体正常的循环血容量。血站都加强了防疫工作，参加献血不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感染新冠病毒后，什么情况下可以参加献血？郭瑾表示，轻型和普通感染者，发热、流鼻涕、鼻塞、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消失后满7天，同时最后一次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阳性后7天才可以献血。目前，这与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在新冠感染康复后参加献血的条件一致。症状消失后，经过7天的康复，身体处于健康状态，参加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危害和影响。如果感染者症状比较严重，出现了重症或危重症，康复出院后6个月才能参加献血。

　　郭瑾说，目前各个血站也加强了管理。如果是康复后参加献血，医护人员会详细了解献血者身体状态，对健康进行综合判断，确保献血者处于身体完全健康的状态下献血，同时也保障血液的安全。

　　本报记者 申少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